美国、日本、德国等国家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方面拥有各自模式。

——美国：市场活力与制度创新的动态平衡。

美国的模式是构建一个“市场主导、政府补位”的生态系统，不只是加政策、补政策，而是在制度创新上下功夫，激发微观的内生力。

为了实现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，美国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政策，例如，1958年的《国防教育法》，把科学教育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，颠覆传统上对教育的定位；1980年的《拜杜法案》解决“联邦资助成果归属”问题，允许高校获得专利，促进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；而2023年美国《芯片与科学法案》则是以建设区域创新中心的方式把产业政策实化到空间中去，不搞“撒胡椒面”式补贴。

同时美国积极推动STEM（科学、技术、工程和数学）教育生态化，从20世纪50年代加强STEM教育以来，致力于在这个过程中形成“课程—基金—产业”闭环。同时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既资助前沿研究，又鼓励学校与公司合作，让学生参与到实践中去。

此外美国还加强产学研的“硅谷基因”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斯坦福和硅谷的共生相处不仅仅只有技术转移、风险投资，而且还是一种创业文化。政府充当起平台的连接器而不是指挥棒，大学、产业、政府、资本、文化等各方因素拼接在一起形成了产学研共生机制，其中大学成为知识源主动融入产业发展，风投给予“宽容失败”的长期资本，政府做制度设计扫除创新的阻滞点，开放文化则是使得资源在网络中源源不断增值。

——日本：产教融合与平台建设紧密协作。

日本为了实现教育、科技、人才协调发展，多年来在规划设计、平台建设上都在探索和实践。

规划连续、预期性强。日本从1996年第一个《科学技术基本计划》开始，每5年一期，规划确保资源投入不会因为政府换届、更迭而中断，例如，日本第4期规划确定人工智能、量子技术等研究重点，并配套立法保证“产学官”合作知识产权比例共享等，让企业敢投、大学敢做。

“超级科学高中”的精准孵育。“超级科学高中”不是指简单开设几门科学性课目，而是系统支持帮助高中和大学、企业共建实验室等教育科技人才联合体，高中生可以到东芝、丰田这样企业的研发部门做实习生，打通了“中学—大学—产业”的直通通道，畅通了教与育的链条。

创新体系的组织者、实施者。日本政府组织构建了“科学技术振兴机构”（JST），为科研活动提供从技术研发到市场测试等全面服务。同时JST不仅是科研资助机构和场所，还是一个国家创新体系深度的组织者、实施者，通过整合战略性规划、全链条支持、多样伙伴关系等，持续地为日本创新提供支撑。

——德国：实践导向与标准引领深度融合。

德国通过“企业出题、教育答题”的做法，把实践需要嵌入培育标准中，实现了“人才—技术—产业”闭环。

“双元制”教育革命。企业不仅要出题，而且更加深入地参与课程设置、考试等等。例如，西门子、博世等企业直接同德国高校一起办“双元制大学”，学生进企业上3天课、学校上2天课，将学习与实践紧密结合。

史太白基金会可持续的创新生态。德国“史太白模式”与现有许多技术转移机构最大的不同就是其高度市场化、网络化的运作方式。它不是一种单一的技术中介，而是一种可持续创新生态，在这个生态中，知识、人才、需求、资本在市场化规则下相互有效契合的流动。其成功也证明，要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，并不在于加大投入，而是体制机制创新。

标准循环推动的创新模式。德国“工业4.0”战略倡导“标准－教育－产业”创新循环模式，该循环模式将其“工业4.0”的标准化要求嵌入“双元制”职业培训体系中，将“工业4.0”型人才的培训与“工业4.0”的产业发展结合起来，营造出一个自动、高效的“标准－教育－产业”对话互动循环圈。

通过对美、日、德模式分析，可以梳理和总结以下规律：

战略性统筹是教育、科技、人才互相促进的基础。各国都以各种形式如立法、规划、专项计划等加强顶层设计、战略统领。如美国把教育科技人才联动发展建立在《国防教育法》《拜杜法案》等法规立法基础上；日本有多期《科学技术基本计划》等等，这些国家有力的战略统筹是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互相促进的前提。

市场化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。各国重视通过市场化手段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，建立健全具有市场特点的技术转让机构、创新中介服务机构、科技金融等市场化手段和工具体系，推动创新资源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。美国硅谷模式、德国史太白技术转移中心、日本技术中介服务体系等都是市场化机制有效运作的典型。

产学研结合是协同发展的路径。各国大力加强高校、科研机构与产业界的互动合作，共建研发平台，共享发展资源，共同培养科技人才，打通由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、再到产业化的创新链、人才链。例如美国硅谷，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等，都是产学研大融合的典型。

各国现代化战略都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，把教育、科技、人才作为现代化的重要部分统一提前布局。当然，由于各国国情、发展阶段、文化传统不同，也会具有各自路径特点，这说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没有统一适用的“普世之道”，要依据本国国情、发展水平，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。

借鉴国际经验，未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：

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。在战略规划方面，要用好新型举国体制这个优势，把政府、市场、社会力量统筹利用起来，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联动机制，强化规划、政策、资源的统筹。要坚持系统思维，处理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、自主创新和对外开放、人才培养和人才吸引等重大关系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之路。

加快推进教育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。一方面，构建适应新发展格局的教育体系，在基础教育阶段加强科学教育，在高等教育阶段推进产学合作，以STEM教育作为参照系，从“知识”的层面向“能力”层面转变；另一方面，巩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，优化创新资源利用体系，提升系统性效能。

具体措施方面要突出落实几个重点。一是形成完整的高质量的育人体系，加强科技和人文的交融，用项目化学习、探究式实验培养学生的科学兴趣、科学精神等。二是提供产学研一体化的环境和资源，配合一流研究型大学建设高水平科技园区，推进构建学校、园区、产业、生活于一体的创新生态。三是健全育人新生态的人才政策，用更开放的人才政策托举人才，贯通从战略科学家到青年人才队伍培养路径。四是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举措，培育和引进高质量的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转移人才，打通科技成果转化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作者：于博 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研究员

王秀军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改革发展研究部副主任、副研究员

来源：《中国人才》杂志2026年第2期